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写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指的是朝廷，现在就是政府；江湖则是民间（在野），这在古今相同。自古以来，
政府和民间是一个社会的两个方面，一里一外，一上一下，相辅相成，不可缺失。当一
个国家完全依赖朝廷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是禁锢不前，毫无生气，也是异常脆弱的；
但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高效强有力的政府时，这个国家必然充满不安定因素，很容易在内
忧外患之下，失去秩序，陷入混乱。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就是在于动态调节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比如美国，民主党的政
策倾向于大政府，由政府来控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而共和党的政策则是强调小政府，
还政与民，相信民间的活力和自治能力。动态调节则是通过定期的选举使得民主党和共
和党轮流执政，使得政府和民间的优势相形益彰，而其弊端则被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国的政制不是两党执政制，笔者也不认为两党执政制适合中国国情。在历史上，朝廷
的地位和作用被无限夸大，特别是宋元之后，民间的活力几乎被完全扼杀；中国后来的
落后挨打，实在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还是延续历史；唯一不同的是政
府由家天下变为党天下，所以其动能力量比历史上的朝廷要强大得多 （也许，在初期这
是不得以，而且其利大于弊，有利于社会的快速整合）。一直到改革开放，民间的力量
才被释放出来，至少在经济等领域。 最近几次重大事件，从奥运到现在的地震，笔者惊喜的看到中国社会出现了朝廷和江湖
的良性互动。朝廷容许和接受江湖的参与，而民间也支持并且补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
这不能不说是个好兆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走向成熟而更据活力的标志。更可喜的是，
民间更信任政府的表现恰恰是建立在不完全依赖政府的信念和实力之上的。这貌视悖论，
却正是庙堂和江湖良性互动的原因和基础所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府和民间的调节器是选举；在中国庙堂和江湖的桥梁又是什么
呢？其实很明显，是在各行各业，爱国爱民的精英们；在历史上，就是象范仲淹这样
的忧国忧民的士人们。他们秉承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荷担中华传统，继往开来，身先士卒，为中国社会的栋梁和脊梁。 也许在范仲淹的年代，这样的仁人志士不多，所以他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而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国内海外，在政府在乡野，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中年人
中青年人中，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中华之复兴，岂能远乎！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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